成品油价格在国际油价上调的情况下，上升空间极为有限，而且，按照目前的调价规律，一旦国际油价突破80美元，新的成品油价格机制将彻底被废，油价又将回到以前高不成低不就的扭曲境地。

　　对6月30日成品油价格上调每吨600元的举动，一如既往地受到了质疑。

　　相对6月1日的涨价，本次涨价不仅理由更不充足，在时机的选择上亦给外界“迫不及待”的感觉，恰好凑够22个工作日之后立即上调，而且上调的幅度超过了外界的预期。从国际油价的表现看，从6月1日到6月30日，国际原油期价走势基本处于盘整期；据业界预期，未来一段时间，国际原油供求基本面并不会发生很大变化。

　　但实际上，油价不仅“及时”上调了，而且上调幅度远远超过了预期。这样，经过调整，根据新的成品油价格机制的油价，出现了两大尴尬的“背离”：一是与国际油价背离，中国的油价高于与中国资源禀赋相似的很多国家的油价。按照目前每升6.37元的油价，剔除税收后的价格应为约4.08元。美国新泽西州目前每升油价约4.56元，税收后的价格为3.64元；二是实际销售价格与历史走势的背离。现在，北京汽油每升6.37元的价格，已经达到了国际油价147美元时的高位。（7月3日新华社电）

　　这两种“背离“意味着，如果国际油价未来继续上升，按照新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和《石油价格管理办法(试行)》，则国内油价必须继续“接轨”上调，可现实的尴尬是，即使剔除燃油税改革的税收因素，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已经顶到了天花板上，这使得成品油价格在国际油价上调的情况下，上升空间极为有限，而且，按照目前的调价规律，一旦国际油价突破80美元，新的成品油价格机制将彻底被废，油价又将回到以前高不成低不就的扭曲境地。

　　更为尴尬的是，就在成品油价格上调之后，因为国内成品油需求的严重不足，成都、昆明、南昌、合肥、浙江、福州等地均出现了每吨200元—500元的跌幅，重庆、成都地区下跌幅度全国最大，比如，重庆柴油下跌100多元/吨，汽油价最多降了500元/吨，几乎抵消了6月30日上调成品油价时600元/吨的涨幅。这意味着，成品油价格上调不仅没有民众的理解，更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。应该说，这是一次失败的公共政策调整的经典案例。

　　自燃油税改革以来，民众对成品油价格的每一次调整无不质疑重重，究其根源无非有两点：一是政策本身不透明。国内成品油价格以哪些国际原油价格为基础制定，合理的利润和成本又是多少，从来都是糊涂账。二是对政策的解释不透明。明明国内油价明显高于国际上很多国家，但有关部门负责人仍表示我国的油价比大多数国家低，不但不给出成品油定价的透明公式，反以防止国际投机应对。这种不能真诚面对民众的“政策解释学”，不仅无助于政策的公正，更有损于政策的权威。

　　笔者一直呼吁成品油定价公式透明化，要么与国际彻底接轨，要么实行完全的价格管制。现在这种既高于国际油价，又与国内石油供求基本面背离的价格管制，实在让人看不懂。看看绝大多数油价完全透明化的国家就知道，凡是价格机制完全透明化的，投机者就不会有任何政策空间和机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