摇号上牌、尾号限行政策实施以来，在缓解北京道路拥堵、方便市民出行上发挥了巨大作用。昨日，政协委员朱良表示，将向大会提交提案，利用科技化的手段对限行政策进行完善，以更好地服务北京市民。

　　限行政策必不可少

　　新京报：作为一直关心交通发展的政协委员，你如何评价北京近一年来实行的尾号限行和摇号购车政策？

　　朱良：现在的摇号限购和尾号限行政策，在现阶段是必不可少的，采取这种政策，也是在现在北京交通压力下必须采取的措施。

　　如果没有这些措施，北京的交通可能就瘫痪了。

　　新京报：为什么？

　　朱良：北京的交通压力是与人口压力相关的，也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。

　　限行政策实施这段时间，从有关部门发布的数据看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深入地看，怎么把交通管理措施变得更为精细，让它更好地服务北京市民，就需要依靠科技进步。

　　限行时段可收拥堵费

　　新京报：你指的科技进步包括什么样的建议？

　　朱良：我想提一个建议，政府可以采取只对拥堵路段和时段进行限行的方式。

　　比如根据交通拥堵的规律，交管部门可以寻找出，某一路段在特定的一些时段非常拥堵，然后需要限行。

　　这时候，大家可以根据限行信息，提出申请在这个时段通过限行路段。

　　新京报：假设交通部门提出了一年内工作日早高峰时候，东二环8点-9点要限行，这个时候允许通过8万辆车，那如果申请人超过了10万，那怎么调配名额呢？

　　朱良：这个时候可以采取抽签或者按申请比例来分配使用权的方式，甚至可以使用经济手段，对这个时段通过这里的车收取拥堵费。

　　应保证车主信息不泄露

　　新京报：怎么实现这一设想？

　　朱良：利用电子化的手段是可以操作的，将来在公众都能接受的情况下，给每辆车装上电子标签，这样对每一辆车就能采取电子管理。比如给车装上类似于ETC或者GPS的装置。

　　新京报：装电子标签可能会有人提出隐私权的问题。

　　朱良：我在调研时，对这项建议最大的反对意见就是隐私权的问题。我想如果政策实施，政府部门应该掌握(车辆行驶)数据，但不能向社会公布。只要提高保密等级，投入相应成本，政府部门是可以做到(车辆行驶信息)的保密。

　　当然，我不是说建议政府马上实施这种方案，是建议政府研究这种方案，然后考虑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摇号限购和尾号限行政策，更好地服务北京市民。

　　所以在政策实施前，一定要公众同意，广泛征求意见。

　　增加成本宜由财政出

　　新京报：采用电子标签，这样会不会增加用车人成本？这笔钱应该谁来出？

　　朱良：我考虑由政府来出比较合适。

　　新京报：如果实行这一政策，就需要对路段进行合理科学的流量测算，还要每个路段进行改造，这都是摆在执行上的难题。

　　朱良：第一个问题从技术上来说并不难。另外投入改造的问题，就是一个字“钱”。只要花钱肯定能做到。

　　新京报：如果按照北京500万辆车计算，每辆车1000元的成本投入，不是个小数目。

　　朱良：50亿。

　　新京报：公交是服务所有人的，如果政府财政补贴有车一族，会不会有人有反对意见？

　　朱良：为什么大家觉得公交车不是很舒服？因为堵。很大一部分是私家车造成的。如果把私家车该限制的限制了，交通通畅了，最终受益的还是所有老百姓。

　　另外，对政府来说，限购政策后，实际上对汽车产业是有影响的。如果政策实施，可以放开限购，这样在汽车消费上就有更多税收，可以用来补贴。本报记者 吴鹏